張力與融會——朱子道統說的構成與發展
作者：丁四新（清華年夜學哲學系）
來源：《中州學刊》2019年第2期
時間：孔子二五七零年歲次己亥仲春十七日己未
耶穌2019年3月23日
摘要：朱子道統說的提出和建構，發生和發展，有其歷史條件和來自道學運動上的思惟張力。它是在不斷融會理學思惟特別是北宋五子思惟及儒家經學觀念的基礎上產生出來，并不斷發展的。朱子繼承了二程的道統說，確定二程得道統之傳，并以此為基礎開展了本身之道統論的建構：他起首確定并強化了周程授受分歧的說法，闡明了周子的本體宇宙論即二程的理氣論，初步樹立了本身的新道統說；進而，在《近思錄》等書中正式編織了由二程、周、張四子所構成的理學道統；最后，在重視《周易》經學、貫通《四書》《六經》、重返孔子之思惟世界的過程中，朱子樹立了融貫古今、彼此關涉的新經學體系，樹立了一個更為完備、廣博的新道統體系,將邵雍和宓羲、神農、黃帝同時納進道統譜系之中。朱子道統說的構成和發展，歸根結蒂是由理學、經學在宋代道學運動中所形成的思惟張力和朱子個人集年夜成的思惟性情所決定的。
關鍵詞：朱熹；道統說；四書；六經；周易
建構“道統”，是晚世儒學的一個主要議題，它貫穿于整個宋代儒學的發展過程之中。何謂“道”（道體）？孰能傳道（譜系）？以及若何傳道（方法）？這是道統建構中的三個基礎問題，此中第一個問題最為關鍵。在提出之初，儒家境統說即肩負著批評外道、維護儒學正統和圣賢自任以傳道的嚴重任務。大略說來，從韓愈到二程，儒家境統說以孟子其人其書為建構中間。但與此同時，北宋五子在道統內涵的認識上存在著較年夜的差異和決裂，這特別表現在《孟子》與《周易》兩經、二程與周、邵的分別上。這些差異和分別，是構成了重構道統說的需要張力和條件，朱子（1130—1200）道統說的建構便是這般。朱子是若何面對和建構其道統說的？這是本文要追問和答覆的最基礎問題。
一、道統說的提出及其在宋代的張力
（一）道統說的提出：韓愈《原道》與“道統”概念的基礎含義
普通認為，儒家境統說濫觴于孟子（見《孟子·盡心下》末章），而由韓愈（768—824）正式提出來的。韓愈之后，唐人皮日休、陸龜蒙、林慎思等多有相關論說。[①]據《原道》篇，[②]韓愈所謂“道”指“品德仁義”；落實下來，具體指那些表現在政教和人倫日用上的其文、其法、其位、其服和其食。韓愈所說“道”，在性質上與佛老外道對立。
“道統”的“統”，即“統系”“脈絡”之義。而此“統系”，實指傳道的圣賢。從本質上來說，“道統”是一個連續的整體；從歷史的傳承來說，它又能夠是斷裂的，不連續的。“道統”的這種斷裂性和不連續性，決定了傳承或建構“道統”的需要性。在《原道》篇中，韓愈樹立了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的傳道統系，而所謂“道統”即落實在這個傳承統系上。“道”得其人則傳，不得其人則止。道統起點是“堯舜”，終點是“孟子”。“孟子”被列進道統，意義嚴重。
韓愈構建道統說，有其經典依據。據《原道》篇，它們包含《孟子》《禮記》《論語》《詩經》《年齡》《尚書》《周易》。對于韓愈來說，《孟子》是構造道統說的主干。孟子他以繼承堯舜之道自居自命的精力（《孟子·滕文公上》《滕文公下》），與韓愈辟佛老、倡道統之說正同。此其一。其二，韓愈道統說中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都已出現在《孟子》一書中，他們都是孟子所推重的圣人。孟子在《盡心下》末章具體展現的道統譜系，[③]恰是韓愈道統說的直接來源。
韓愈在道統論上的貢獻，獲得了程顥（1032—1085）、程頤（1033—1107）兄弟的確定。程子曰：“韓愈亦晚世豪杰之士。如《原道》中言語雖有病，然自孟子而后，能將許年夜見識尋求者，才見此人。至如斷曰：‘孟氏醇乎醇。’又曰：‘荀與楊，擇焉而不精，語焉而不詳。’若不是它見得，豈千馀年后便能斷得這般清楚也？”（《二師長教師語一》）[④]伊川曰：“退之暮年為文，所得處甚多。學本是修德，有德然后有言，退之卻倒學了。因學文日求所未至，遂有所得。如曰：‘軻之逝世不得其傳。’似此言語，非是蹈襲後人，又非鑿空撰得出，必有所見。若無所見，不知言所傳者何事？《原性》等文皆少時作。”（《伊川師長教師語四》）[⑤]韓愈的道統說，不僅獲得了二程兄弟的確定，並且是程朱道統說的直接來源。
（二）北宋道統說的張力：二程的道統說及其與周邵的差異
宋儒的道統說既是在歷史中構成的，也是在宋代學者的盡力建構中構成的。此中，從二程到朱子，是宋代道統說發展的主線，《宋史·道統論》即以朱子的道統說為基礎。朱子集宋代道統說之年夜成，而此前或同時代的學說差異和不合，即構成了朱子自己構造道統說的條件和需要張力。具體說來，朱子重構道統說，起首必須面對道學特別是北宋五子的思惟張力。
在北宋五子中，二程的道統說或道統意識最為強烈，最為主要。他們的道統說包含四個要點：其一，二程提出了“圣人與道無異”“圣人無優劣”和“經所以載道”的觀點，完成了對道統說之邏輯條件的論證。這是韓愈沒有做到的。對于“道”“圣人”“經”這三個要素的關系，二程作出了符合邏輯的闡明。其二，二程都確定韓愈提出的道統觀，確定其所謂“軻之逝世，不得其傳包養一個月焉”之說。韓愈的道統說是宋人性統說的正宗來源，而二程的道統說又是宋人性統說的主干。其三，二程雖然確定和繼承了韓愈的道統說，但又不承認韓愈自己在道統中的位置。程顥過世，“公卿年夜夫議以明道師長教師號之”，伊川在《明道師長教師墓表》中說：“周公逝世，圣人之道不可；孟軻逝世，圣人之學不傳。……師長教師生千四百年之后，得不傳之學于遺經，志將以斯道覺斯平易近。……圣人之道得師長教師而后明，為功年夜矣。于是帝師采眾議而為之稱以表其墓。學者之于道知所向，然后見斯人之為功；知所至，然后見斯名之稱情。山可夷，谷可湮，明道之名亙萬世而長存。”[⑥]程頤確定程顥（號明道）得圣道和圣學之傳，是孟子之后的傳道者。伊川亦以此自任。[⑦]綜合多種資料，二程的道統譜系是這樣的：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程子。其四，二程以《四書》為經，且在《四書》中又以《中庸》和《孟子為焦點來構造本身的道統觀。[⑧]這一點，與周子、邵子的差別較年夜。
進一個步驟，二程的道統意識明顯高于周敦頤（1017—1073）、張載（1020—1077）、邵雍（1011—1077）三人。二程兄弟都很是重視韓愈的道統說，而周、張、邵三氏則不夠重視，甚至忽視了韓愈之說。這反應出周、張、邵三人在道統意識上的自覺性遠不及二程。在經典依據上，二程更重視《中庸》《孟子》，以思孟一系為道統建構的基礎；而周、張、邵三氏更重視《周易》一經，以遠紹羲皇鼻祖。具體說來，周子重視所謂本體宇宙論，重視太極圖所包括的本體宇宙論思惟，重視《易》《庸》之學的融會和再詮；張子重視以《周易》來闡述本身的氣論思惟；而邵子則重視象數、天然世界和歷史世界之理的推展，宓羲後天圖義包養感情和元會運世、天子王伯的歷史哲學是其最為有名的兩個思惟結果。對于《周易》一經，二程雖然沒有輕視，程頤甚至撰述了《程氏易傳》一書，但其解釋原則是“體用一源，顯微無間”，解釋的重點落實在卦爻辭（“予所傳者辭也”[⑨]）和人倫物理的安頓上。二程的焦點概念是“理”或“天理”。
朱子建構其道統說所依據的張力和條件，也體現在二程對于周、張、邵三子的批評上。對于周子，程顥是這樣說的：“吾學雖有所受”，但其最基礎（即“天理”“吾與點之意”或“道學”）是“自家體貼”出來的。[⑩]小程子的見解也年夜體雷同。可見二程所謂道，與周子所謂道在含義上有較年夜差別。對于張載，二程是這樣說的：一方面，他們高度評價了《西銘》，認為它是“《原道》之宗祖”，“孟子之后，蓋未見此書”，并說“子厚之識，孟子之后，一人罷了耳”；可是另一方面，他們認為張子的思惟跟邵雍一樣不免難免于流弊，而這個流弊是“以清虛一年夜名天道”，“是以器言，非形而上者”。[11]對于邵雍，二程的批評尤甚，這包含三點：一，邵雍之學重在推究物理和觀化，“玩心高超”，但其道“偏駁”，“大略似揚雄”；二，邵雍“卻于儒術未見所得”，“最基礎不帖帖地”；三，邵雍之學獨出自李挺之，而“推數及理”，且相當自負，“堯夫自是悠悠，自言須如我與李之才方得道”。[12]確實，二程在道學上與周、張、邵三子的差距很年夜。不過，這些差距卻變成了朱子建構其道統說的需要條件和張力。
總之，從孟子到韓愈，從韓愈到二程，包養女人這是朱子構造道統說的基礎。二程與周子、張子、邵子存在多方面的差異；此中，后三者更重視《周易》一經，他們的思惟遭到《周易》更為深入的影響。朱子道統說的新建構，在必定意義上來說，恰是以吸納《周易》經學及其思惟為基礎的。
二、朱子道統說的建構：以《四書》為中間
（一）對于疑孟思潮的批評與回應
據朱彝尊《經義考》所錄，北宋時期注解和闡釋《孟子》的著何為眾。[13]年夜約在宋神宗年間（1067—1085），尊孟崇孟成為了思潮，并獲得了官方的正式承認。《孟子》立經和孟子配享，是孟子不斷升格的兩個標志性事務。[14]隨著崇孟尊孟思潮的展開，北宋時期也興起了疑孟思潮，李覯（1009—1059）的《常語》和司馬光（1019—1086）的《疑孟》即為疑孟思潮的代表作。[15]邵伯溫（1055—1134）在《邵氏聞見錄》卷十一至十三列舉了十家疑孟言論，[16]可見當時疑孟思潮之盛。當然，疑孟思潮可以看作尊孟崇孟思潮的一包養妹種映射。不單這般，疑孟思潮同樣是朱子構造道統說的條件：從一方面看，朱子必須對疑孟思潮作出回應；從另一方面看，朱子必須答覆孟子其人其書能否能夠成為道統說之主干的問題。換一句話說，回應和批駁疑孟觀點，既是朱子重構道統說的一個需要內容，又是對二程道統說的確定和繼承。二者其實為統一個問題的兩個方面。
與朱子同時，胡宏、張九成和余允文等批評和回應了司馬光、李覯、鄭淑厚、蘇軾甚至王充等人的疑孟觀點，[17]此中余氏的《尊孟辨》最為主要。朱子即在余氏的基礎上撰成了《讀余隱之尊孟辨》一文，進一個步驟點評、回應和批評了司馬光、李覯等人的觀點，闡明了孟子在道統譜系中的主要位置。朱子說：“孔子傳之孟軻，軻之逝世不得其傳。此非深知所傳者何事，則未易言也。夫孟子之所傳何哉？曰仁義罷了矣。”又說：“有孟子而后《六經》之用明，有霸道而后皇帝之位定。有《六經》而無《孟子》，則楊墨之仁義所以流也；有皇帝而無霸道，則桀紂之殘賊所以禍也。故嘗譬之，《六經》如千斛之船，而孟子如運船之人；皇帝猶長平易近之吏，而霸道猶吏師之法。今曰《六經》可以無《孟子》，皇帝可以無霸道，則是船無人、吏無法，將焉用之矣？”[18]孟子是建構儒家境統說的關鍵，他可否在道統中安如泰山，在程朱看來，這關系到道統說自己可否成立的問題。二程繼承韓愈的觀點，起首確定孟子的主要性，并建構了以《四書》為重心的經典依據和以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和孟子為焦點的道統譜系。同樣，為了繼承二程的道統說，朱子就必須回應和批評當時的疑孟思潮，并弘揚孟子在道統中的主要性。不僅這般，朱子由此拓展，進一個步驟重構了本身的道統說。
（二）以《四書》為基礎建構的新道統說
乾道癸巳年（1173），朱子在《中庸集解序》中說：“《中庸》之書，子思子之所作也。昔者曾子學于孔子，而得其傳矣。孔子之孫子思又學于曾子，而得其所傳于孔子者焉。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掉其真也，于是推本所傳之意，質以所聞之言，更相反復，作為此包養價格書。孟子之徒實受其說，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漢之諸儒雖或擎誦，然既雜乎傳記之間而莫之貴，又莫有能明其所傳之意者。至唐李翱始知尊信其書，為之論說。然其所謂滅情以復性者，又雜乎佛老而言之，則亦異于曾子、子思、孟子之所傳矣。至于本朝，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后其學布于全國。”[19]《中庸集解》，是朱子同時代的儒者石敦山的著作。此篇序文以《中庸》為中間，《中庸》乃傳道之書。序文除重復闡述了從孔子、曾子、子思到孟子之間的傳道問題及“孟子沒，而不得其傳焉”之外，朱子在此將周濂溪和二程構成了一個前后相繼的道統順序，所謂“濂溪周夫子始得其所傳之要，以著于篇”，而“河南二程夫子又得其遺旨而發揮之，然后其學布于全國”。濂溪與二程之一貫，這在較年夜水平上實出于朱子的䌷繹和設定。
淳熙己酉年（1189），朱子的道統意識和道統說有了新的進展。在《中庸章句序》中，他說：
（1）《中庸》何為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掉其傳而作也。蓋自上古圣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其見于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后可庶幾也。
（2）夫堯、舜、禹，全國之年夜圣也。以全國相傳，全國之年夜事也。以全國之年夜圣，行全國之年夜事，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這般。則全國之理，豈有以加于此哉？自是以來，圣圣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皋陶、伊、傅、周、召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顏氏、曾氏之傳得其宗。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往圣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掉其真也，于是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質以常日所聞父師之言，更互演繹，作為此書，以詔后之學者。
（3）但是尚幸此書之不泯，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不傳之緒；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蓋子思之功于是為年夜，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
（4）熹自蚤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潛反復，蓋亦豐年，一旦恍然似有以得其要領者，然后乃敢會眾說而折此中，既為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后之正人。而一二同道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辯取舍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后。然后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脈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掉，亦得以曲暢旁通，而各極其趣。雖于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降低之一助云爾。[20]
比較此序與上一序，可知朱子在此展現了更為強烈的道統意識，其道統說有了年夜幅的拓展。這又包含三點：第一，朱子具體指明了儒家或圣賢所傳之“道”為《論語·堯曰篇》所謂“允執厥中”，或《尚書·年夜禹謨》所謂“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將《四書》之《中庸》與《六經》之《書經》高低貫通起來。在朱子看來，“允執厥中”即孔門心法，即堯舜之道，即道統之所傳，即子思作《中庸》之意。子思作《中庸》的目標，就是為了“推本堯舜以來相傳之意”。第二，朱子不單樹立了頗為復雜的道統譜系，並且為樹立道統譜系確立了新的原則。這個復雜的道統譜系是：堯、舜、禹→湯、文、武之君/皋陶、伊、傅、周、召之臣→孔子、顏子、曾子、子思、孟子。禹以上，為圣王相傳；禹以下，為圣君、圣臣共傳；孔子以下，為素位的圣賢傳之。自孔子以下，道統之傳純為儒門圣賢。這個新的原則是“圣圣相承”，道統之傳，與其人在位與不在位沒有必定的聯系。換一句話說，在道統之傳的過程中，“道”高于“勢”，“德”高于“位”，這是基礎原則。由此，朱子強化了孔子在道統中的主要性，《中庸章句序》曰：“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圣、開來學，其功反有賢于堯舜者。”第三，確定程子得道統之傳，同時表白本身亦有興趣傳承此道。程子雖然自言傳道，但他們得道統之傳畢竟需求獲得后人的承認。朱子確定程子優先于其他宋儒，在宋代道統之傳中居于焦點位置，這對于晚世儒學來說是一個很主要的判斷。至于朱子自己的傳道意識，既可以從他對于此前道統之傳的敘述獲得確定，同時也可以從他在本《序》中的旨意直接反應出來。其實傳道，是朱子作為一個理學家的意義地點；而他以傳道自任，包養網單次乃是其作為一個理學家的題中之議。
（三）《年夜學章句序》道統譜系之新變化
宋儒的道統說，無疑與《四書》經典位置的確立具有親密關系。《語》《孟》《年夜學》《中庸》，已作為一個整體而獲得了二程的重視，二程即在必定水平上認為它們優先于《六經》。這預示著道統之傳的歷史際遇及其所生展的文明價值發生了變化。比擬于二程，朱子加倍重視《四書》的整體性，不單明確提出了“四書”的概念，並且在其道統譜系中，曾子、子思的地位更為顯赫，儒門傳道之意更為明確。不過，值得留意的是，與《中庸章句序》比擬，作于同年（1189）的《年夜學章句序》即在道統譜系上有明顯的差異。此序曰：
此宓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于是河南程氏兩夫子出，而有以接乎孟氏之傳。
起首需求說明的是，由于此序與《年夜學章句序》作于同年，是以這兩篇序文所述道統說在內容上應當是互補，而不長短此即彼的關系。不過，這兩篇序文在道統說上有差異，應當抉發出來。從道統譜系來看，本篇序文在堯、舜之上增添了宓羲、神農和黃帝三位。假如我們孤登時看這兩篇序文，《中庸章句序》即以堯舜為繼天立極，為傳道之端，而本序則以宓羲、神農、黃帝三氏為道統之始。宓羲、神農、黃帝這三位上古圣王不見于《論語》《年夜學》《中庸》三書；對于神農，《孟子》雖然有所說起，但孟子自己不單不以為圣人，反而對神農之術厚加批評（《滕文公上》）。不單這般，《六經》本亦不言宓羲、神農、黃帝，唯深受齊文明影響的《系辭篇》以之為圣王。不過，在宋代，學者普通認為《易十翼》為孔子之作，《六經》為孔子所述作，朱子亦以為然。根據經典本身的統一性和完善性，朱子遂不得不在道統譜系中增添宓羲、神農和黃帝三位。
總之，朱子的道統觀似乎發生了必定的“位移”：從孟子轉向了孔子，從《四書》轉向了《六經》。或許更準確地說，朱子試圖在道統的敘述中將孟子與孔子，《四書》與《六經》協同起來，欲使之達到完善無缺的田地。而朱子的道統說為何會發生此一變化？其實，這是其所依賴的思惟資源和經典資源都發生了變化。而思惟資源和經典資源的變化，其實又反應了朱子自己思惟的深化和拓展，即在傳統儒學和新儒學的不斷影響下，他的思惟構成了從二程擴展到五子（包含周敦頤、張載、邵雍在內）的新理學統系。而這個新理學系統的構成，遂不得不請求其重構當時的道統說。
三、朱子道統說的重構：以《周易》為中間
（一）道統說的新思惟資源與朱子道統說的建構
理學的發展與經學的發展是同步的。朱子一方面在不斷完美和強化程子樹立的《四書》體系，但另一方面又試圖衝破此一體系，樹立《四書》與《六經》相統一的新經學體系。在道統說上，朱子的建構亦是這般。朱子在超出二程的道統說、樹立本身之新道統說的同時重要借鑒了理學和《六經》兩年夜資源。在學術上具有集年夜成性情的朱子，面對所有的的儒學精華，既需求將周、張、邵三子的思惟涵攝在內，又需求足夠重視孔子所述作的《六經》。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已在較年夜水平上意識到此一問題，通過“十六字心傳”（《尚書·年夜禹謨》），他將《六經》之一的《尚書》明確地作為其理學和道統說的經典依據。在《年夜學章句序》中，朱子又以《周易》包養甜心網為經典依據。《周易》一經作為理學與道統說之依據的意義嚴重，其一，在漢唐經學中，它一向居于群經之首，為道之原；其二，《系辭下》所述宓羲、神農、黃帝三位圣王自秦漢以來已列進“三皇五帝”的年夜一統平易近族意識的敘事結構之中。朱子的態度是，與其回避之，莫如重視之。這是朱子分歧于程子的處所，二程則幾乎沒有說起這三位圣王。
實際上，在韓愈、二程之外，唐宋以來有一派儒者堅持從《六經》、從《周易》、從孔子的角度來觀察和對待儒家的道統問題。《六經》，乃孔子所述作，然則建構道統，舍《六經》，舍《周易》，其可乎？起首，將宓羲、神農、黃帝三位圣王最先參加道統譜系的人大要是唐末的名儒林慎思（844—880），可參見林著《伸蒙子·合天篇》。[21]林氏晚于韓愈，他的道統譜系顯然強調了《周易》一經的主要性。
其次，作為宋初三師長教師之一的石介（1005—1045），就很是強調《周易》對于道統說的主要性。石介推重韓愈，他認為韓愈作《原道》，其功可以與箕子作《洪范》、周公作《周禮》、孔子作《年齡》和孟子作《孟子》相提并論，而他自己則愿意追隨韓愈之后，他說：“余不敢廁吏部于二年夜圣人之間，若箕子、孟軻，則余不敢后吏部。”[22]石介為何說他“不敢后吏部（韓愈）”？這來自于他的道統意識和他個人的膽識。在孔孟之間，他更推重孔子，將本身置身于與孟子同等的位置，而欲提出新的道統觀和道統譜系。根《辨易》《尊韓》《上劉工部書》三篇，[23]石介的道統觀和道統譜系，顯然以儒家典籍《六經》為佈景。石介所說的圣人有略有繁，略者為宓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繁者為宓羲氏、神農氏、黃帝氏、包養平台少昊氏、顓頊氏、高辛氏、唐堯氏、虞舜氏、禹、湯、文、武、周公、孔子。這十四位俱為圣人。與圣人相對，孟軻、荀況、揚雄、王通、韓愈五位為賢人。圣與賢雖然均可傳道，但有高低之別。在石介看來，道統之傳，總共十九人。此其一。其二，石介的道統說區分了圣人和賢人，重視孔子，并以宓羲、神農、黃帝為道統之祖。圣賢的區分，特別是以孔子為圣人、以孟子為賢人，這種做法具有較年夜意義。而這種劃分和判斷與程朱分歧。其意義在于宣佈道統說應當衝破以孟子和韓愈所云為據的界線，而回歸到孔子那兒，以孔子之述作為判斷根據。進一個步驟，在上述十四圣之中，石介最重視孔子，認為“孔子為圣人之至”，又說“道始于宓羲氏，而成終于孔子”。而“道”何故成終于孔子？以《六經》故也。其三，在《六經》中，石介凸起了《周易》在構造道統說中的感化。從《系辭傳》到《漢書·藝文志》，易學構成了“人更三圣，世歷三古”（《漢書·藝文志》）的說法，而這一經典說法的構成，使得《周易》可以將宓羲、文王、孔子三圣貫通起來。不單這般，並且在《辨易》一文中，石介認為三圣作《易》的目標是為了救亂傳道，而不是為了播亂于世。綜合看來，以上三點是彼此貫通的：從孟子回到孔子，從《論》《孟》返之《六經》，從堯、舜上溯至高辛、顓頊、少昊、黃帝、神農和宓羲，這是石介道統說的邏輯體系。而這個邏輯體系以《周易》為中間，在整體上與韓愈、二程的道統說存在著宏大的罅隙。
再次，比朱子稍前，胡宏（1102—1161）所說的道統譜系與石介很附近。《知言·年夜學篇》曰：
此宓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軻氏之學，立六合之經，成萬物之性者也。[24]
胡五峰確定宓羲、神農、黃帝為圣人和道統之祖，這種說法源出于《周易·系辭傳》，石介曾確定在前。
別的，胡宏認為程子直接繼承了周子之學（《周子通書序》），[25]這與二程自己的說法是分歧的。二程雖然從學于周子，但僅認為本身從周子包養甜心網那兒習得了一些風氣和話頭，真正的事理其實由“自家體貼得來”的。不僅這般，二程其實對周子略有微辭。胡宏則為了表揚周子之學，在《周子通書序》中借程子以推尊之，其情可諒。當時有一種意見認為，廉溪之學出自穆修、種放、陳摶，非道學之正宗。胡五峰起而辯護之，試圖將廉溪之學當作道學，即二程理學之正源。反思之，可知廉溪之學其實界于兩年夜思緒之間，即氣化宇宙論的老傳統和理氣說的新傳統之間。若何彌縫和融會這兩年夜思緒，是南宋諸儒需求完成的思惟任務。在此，胡五峰以主輔來處理此二者的關系。對于胡宏來說，在堯、舜之包養平台上增添宓羲、神農、黃帝三位圣王，這是很天然的工作。他的道統觀基礎上沒有遭到《四書》系統的限制，而《四書》是由程朱確定的新經典體系。
最后，在宋代，道統的建構與理學具有很是親密的關系，而若何梳理和認定道學統系？這是令人頗費考慮的嚴重問題。朱子就宋代道學統系的樹立做了兩項任務，一項是編錄了《伊洛淵源錄》（初稿于1173年），一項是和呂祖謙（1137—1181）一路編纂了《近思錄》。前一書以梳理二程學術思惟之淵源為中間，但其權威性沒有獲得呂祖謙等人的承認；並且，這部書的出書，朱子生前也沒有正式授權。淳熙二年（1175），朱子與呂祖謙配合編纂了《近思錄》一書。《近思錄》的編纂，標志著道學及北宋道統體系的完成。是書不單勾畫出道學的思惟體系，並且確立了二程、周、張四子的道學框架，其意義非女大生包養俱樂部統一般。不單這般，隨著遭到蔡元定（1135—1198）的影響，朱子對于《周易》和邵雍易學的興趣與日俱增，而這最終使得其道統包養dcard說進一個步驟發展：一者，朱子強化了《周易》的主要性，提出了“四易說”；二者，在道統譜系上，他增加了邵子和宓包養金額羲、神農、黃帝四位。
總之，朱子以集年夜成（綜合）的方法處理了道統重構中諸要素的關系及其所形成的難題：一方面，他以“孟子—韓愈—程子”一系為基礎樹立了堯、舜以下的道統譜系和由《四書》所構成的經典體系；另一方面，他進一個步驟將北宋道學體系和《六經》包涵進來，樹立了以孔子為經學視點、從宓羲伊始的新道統譜系。需求指出，理學的生展，與道統的建構在宋代是相應的。
（二）朱子思惟的深化、拓展與朱子道統說的建構
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的道統說上接《尚書·年夜禹謨》的十六字心訣，從理上說，這是頗為天然的。可是，在《年夜學章句序》中，朱子又加上宓羲、神農、黃帝三圣，作為道統之祖，這是很不天然的，因為《四書》無涉此三圣。很顯然，假如在道統中要加上此三圣，那么單靠《四書》作為經典資源是無法勝任此一架構任務的。陳榮捷曾說：“其（朱子）道統之哲學性，不止基于《書》之十六字訣，而亦基于《易》之太極。……以為非有太極陰陽之說，缺乏以玉成其理氣學說。故添進周子，上溯宓羲。其道統之貢獻，皆由其理學之貢獻而來，事非偶爾也。”又說：“朱熹于周子著作中特別表揚《圖說》，并予以主要位置，使之成為新儒家哲學之基石。自朱子以來，《太極圖說》已為新儒家形上學討論之起點。”[26]陳說是對的，這是朱子道學的理論基礎及其道統建構的目標。朱子乃宋代道學之集年夜成者，其性情如是，其目標亦復如是。從“允執厥中”派生出性格中和之說，從“太極陰陽說”派生出理氣天人之說，這是朱子道學貫通經學與理學的內在邏輯。故朱子在此不得不上接濂溪之學和《周易》經學，從《太極圖說》和《易傳》的太極陰陽說中獲得理學的支撐。而陳榮捷在此將周敦頤僅看作朱子通往易學和上溯宓羲的橋梁，這包養情婦顯然是不夠周全的。實際上，一者，《周易》陰陽哲學對于中國哲學有著至深至廣的影響，對于道學的影響天然不破例；二者，自唐代以來道統說即分為兩年夜系統，一個以《論》《孟》為中間的圣人說，一個從《論》《孟》到《六經》、特別是以《周易》中間的圣人說；三者，與二程關系緊密的周、張、邵三子都很是重視易學，且其發明各有義理。朱子對于周、張、邵三子的認同有先后，先周、張而后邵子。《伊洛淵源錄》是朱子建構理學道統之始，而他和呂祖謙合編《近思錄》，則標志理學道統論的成熟。這兩部書是朱子中壯年之作，都列進了周敦頤和張載，但都沒有列進邵雍。[27]朱子沒有列進邵雍的緣由，很能夠是基于理學本身的思惟邏輯和程子的有關評論。不過，一旦專心于易學，朱子即開始重視起邵雍來，并對道統說再次作了建構。朱子在《易學啟蒙》和《周易本義》二書中正式承認了邵雍在理學體系中的地位，并依此重構了道統說。
從易學看，朱子的道統說先后重要吸納了周敦頤和邵雍的思惟。朱子所接收的周子思惟，重要見于《太極圖說》。在乾道九年（1173），朱子撰定了《太極圖說解》一書。起首，在此《解》中，朱子極力推重周子的《太極圖說》，甚至說二程兄弟“語及生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在《周子太極通書后序》一文中，朱子說：“蓋師長教師之學，其妙具于《太極》一圖，《通書》之言皆發此圖之蘊，而程師長教師兄弟語及生命之際，亦未嘗不因其說。”[28]《太極圖說解》則曰：“《易》之為書，廣年夜悉備，然語其至極，則此《圖》盡之，其指豈不深哉！抑嘗聞之程子昆弟之學于周子也，周子手是《圖》以授之。程子之言性與天道多出于此，然卒未嘗明以此《圖》示人，是則必有微意焉。”[29]實際上，程子兄弟生前未嘗有一言及于此《圖》，且曾屢次明言其思惟宗旨非從外鑠，故時人或有“至程子而不言，則包養網ppt疑其未有能受之者爾”的說法。但是既然《太極圖說》展現了理學之年夜綱大體，且當時已構成周子為“理學之宗”的說法，那么朱子和張栻就不得不說“觀其手授之意，蓋以為程子為能當之”，又說“其必有微意，是則當然”如此。[30]其實，這一說法最早出自胡宏，然后衍及朱子、呂祖謙和張南軒等人。其次，在此《解》中，朱子以“太極”為焦點概念疏解了《太極圖說》的年夜意，凸起了此概念的本體含義，并以“無極而太極”的命題對“理”本體作了鼎力闡發。比擬之下，周子的《太極圖說》則保存了相當濃厚的宇宙論意味。淳熙十三年官修《四朝國史》所錄《太極圖說》首句即作“自無極而為太極”，而朱子則斷定周子原文當作“無極而太極”。其實，“無極而太極”可以看作朱子自己對于“太極”概念的一種新懂得，對于他來說，“無極”和“太極”皆就“理”而言：太極是理，無極即就此理而言之，“非太極之外，復有無極也”。朱子提出“無極而太極”之說，黑暗即以理氣說為條件。在是“自無極而為太極”還是“無極而太極”的問題上，朱子和陸九淵兄弟曾年夜起辯論。[31]辯論的關鍵，指向周子的《太極圖說》可否作為理學之年夜綱大體，且周子自己可否作為理學之宗源上。而朱子理學與陸九淵心學之分際，即由此可見。最后，朱子闡發了“各一其性”之說，認為性即理即太極，“自萬物而觀之，則萬物各一其性，而萬物一太極也”，“蓋合而言之，萬物通體一太極也；分而言之，一物各具一太極也”。由此，品德修養的基礎路線是人與太極與理與性的合一，所謂圣人便是其“包養女人太極之全體，一動一靜，無適而非中正仁義之極，蓋不假修為而天然也”。總之，周敦頤將甜心寶貝包養網《太極圖》歸之為易學，《太極圖說》則闡發了年夜《易》的本體宇宙論思惟，朱子進一個步驟強化了其本體涵義，并將本體宇宙論看作理學的基礎框架。由此，朱子不得不重視易學傳統，重視《周易》一經在道統建構中的主要感化。
邵雍的易數學與後天學，深入地影響了朱子道學思惟的發展。朱子理學從程學向周學的擴展，使得朱子自己不得不深刻《周易》的“虎穴”，一探討竟。北宋是傳統易學的新創期和新發展期，象數和義理兩派都很發達。劉牧、邵雍屬于象數派，而胡瑗、周敦頤、張載、程頤、王安石等屬于義理派。不僅這般，北宋易學的推展非常復雜。從師承來看，北宋易學的主體出自陳摶、種放二氏。朱震以“圖”為推衍線索，將北宋易學的主體分為三系，即以邵雍為代表的後天圖系，以劉牧為代表的圖書學系，和以周敦頤、二程為代表的《太極圖》系。[32]當然，二程能否屬于《太極圖》系，是存在疑問的。朱子在此信任朱震之說，并由此接上話頭，從程學進濂溪學，從《太極圖》進易學，進而薈萃整個北宋易學的思惟結果，將劉牧的圖書學和邵雍的後天圖學都納進本身的易學體系的建構中。《易》為《五經》之原和《五經》之首，新經典體系的樹立，使得道統說從《四書》的佈景進進《六經》的佈景之中。這樣，朱子就不得不重構了本身的道統說。
《易學啟蒙》一書由朱子和蔡元定（1135—1198）合撰。《包養意思啟蒙》成書于淳熙十三年（1186），朱子對于此書甚為滿意，“（一次他）說《年夜學》《啟蒙》畢，因言：某平生只看得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到處”。[33]《啟蒙》卷一《本圖書》論《河圖》《洛書》，卷二《原卦畫》論“易有太極，是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一向到六十四卦的天生，又論《宓羲八卦圖》《宓羲六十四卦圖》和《文王八卦圖包養平台》。後天八卦圖、後天六十四卦圖和后天八卦圖，其說本于邵雍，其推演之法亦本于邵雍。朱子和蔡季通還在《周易》經傳中為其找到了相應的理論依據。[34]
《周易本義》晚于《易學啟蒙》成書，最終完成于慶元年間（1195—1201）。[35]《本義》后成為科舉考試的教材，影響極年夜。是書十二卷，首載《易圖》一節，包含《河圖》《洛書》《宓羲八卦順序》《宓羲八卦方位》《宓羲六十四卦順序》《宓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順序》《文王八卦方位》《卦變圖》九圖。此中《卦變圖》為朱子所作，其他八圖都與邵子有關。《宓羲八卦順序》《宓羲八卦方位》《宓羲六十四卦順序》《宓羲六十四卦方位》《文王八卦順序》《文王八卦方位》六圖，都出自邵子之手或之意。朱子為這九圖之作在《易傳》中找到了經典依據，同時指出其制作者。最后朱子總結道：“右《易》之圖九。有六合天然之《易》，有宓羲之《易》，有文王、周公之《易》，有孔子之《易》。自宓羲以上皆無文字，只要圖畫，最宜深玩，可見作《易》包養管道來源根基精微之意。文王以下方有文字，即今之《周易》。然讀者亦宜各就本文新聞，不成便以孔子之說為文王之說也。”[36]在具體注釋中，朱子又說：“（《易》）其卦本宓羲所畫……《經》則宓羲之畫，文王、周公之辭也。”至于宓羲若何畫卦，朱子在《周易本義·易五贊·原象》等中作了說明。其依據即《系辭傳》“太極生兩儀”的畫卦說和重卦說，以及邵子發明的“加一倍法”。[37]
總之，朱子不斷繼承了以邵雍為主的象數學，並且由此深刻到對《周易》經傳自己的懂得之中，認為陰陽爻象、八卦和六十四卦均為宓羲所畫。這便是說，若沒包養甜心網有宓羲，就不會有《周易》。在朱子看來，《周易》對于理學的本體宇宙論和太極陰陽哲學（理氣論）的建構具有嚴重意義。由此，朱子從理學和經學兩個領域擴展和深化其思惟。張克賓說：“在朱熹看來，‘十六字心傳’之意蘊尚未直指天道生命之最基礎，而此最基礎就是《易》亦即《太極圖》中的太極陰陽之道，可以說以宓羲為道統之始、易道為道統之本乃是朱熹理學建構的邏輯必定，而《易》的中道、時中的內涵天然也是題中應有之義。由此可以說，朱熹理學作為心性學其所依據的經典文本是《四書》，而作為天人之學其理論的根柢則在易學之中。”[38]張氏的說法是對的。不過，還需指出，朱子道統論的最終完成是從周子轉向邵子，從本體宇宙論轉向以《周易》“太極生兩儀，兩儀生四象，四象生八卦”之太極陰陽理氣說的結果。而通過納進《尚書》《周易》，特別是《周易》一經，朱子再次重構了理學的道統論，并根據《系辭下》一段話很天然地在道統中加上了宓羲、神農和黃帝三氏；同時，加上了包含邵子在內的北宋五子。
四、綜合、融通與道統說的重構
（一）朱子道統說的三個階段
年夜體上說來，朱子的道統說經過了三個階段：第一階段是繼承二程的思惟，以《四書》特別是以《孟子》為中間，朱子提出了本身的道統說。此中比較凸起的是，他將二程納進道統譜系之中。別的，在必定水平上，朱子和程子一樣，亦有以《四書》貫通或涵蓋《六經》之意，以“允執厥中”或“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唯一，允執厥中”為貫通二者的津梁。[39]第二階段是以《太極圖說》及其包括的本體宇宙論思惟為基礎，朱子重構了本身的道統說，從《伊洛淵源錄》到《近思錄》，理學的道統論（譜系及其理論基礎）被構造出來，同時二程和周子、張子四子遭到特別的重視。在此時，朱子已在較年夜水平上認識到《周易》一經的主要性。第三階段是在宓羲作《易》說或後天易學的基礎上，朱子進一個步驟認識到《周易》，特別是《易傳》“太極生兩儀”如此對于理學、經學及儒家境統說構造的主要性。道統說從而實現了從北宋四子到五子，從孟子到孔子，從堯舜到宓羲、神農、黃帝，從《四書》到《六經》的宏大轉變。朱子集其年夜成，完整衝破了二程所劃定的藩籬。這樣，道統理論演變為本體宇宙論（太極陰陽理氣論）和以中和問題為焦點的心性論；道統的譜系，發展為宓羲、神農、黃帝、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孟子，再到周敦頤、程顥、程頤、張載、邵雍和朱熹自己；道統的經典，擴展為《近思錄》《四書》和《六經》，此中《近思錄》為《四書》的階梯，《四書》為《六經》的階梯。《六經》乃王教之典籍，孔子所述作。
朱子道統論之三個階段的演進和開展，與宋代表學思惟及朱子自己思惟的發展親密相關；同時，與朱子自己集年夜成的學術性情親密相關。此中，理學在北宋發展的過程中所形成的思惟張力和經術張力，是朱子發展理學和重構道統說的需要條件。而這個思惟上的張力，具體表現為二程的心性論理學與周子、邵子的本體宇宙論理學的張力；相應地，在經術上表現為《四書》與《六經》之間的張力。朱子從《四書》出發，以《四書》為基礎，最終回歸《六經》，而現實了本身的衝破和超出：理學的集年夜成和道統說的發展，貢獻非常宏大。
（二）基礎經典和道統譜系的構造與擴展
朱子道統說的建構和再建構，除了體現在基礎思惟（“道”）的改革上之外，還體現在基礎經典及其次序遞次的構造與厘定，以及道統譜系的構造和擴展上。如下三個方面的問題，是值得明確和重視的。
起首，在為學次序遞次和道統邏輯的構造上，朱子對于《近思錄》《四書》和《六經》先后順序的設定是有差別的。從《近思錄》到《四書》，從《四書》到《六經》，這起首是朱子的為學讀書順序。朱子云：
（1）《近思錄》都雅。《四子》，《六經》之包養意思階梯。《近思錄》，《四子》之階梯。（淳。）[40]
（2）故河南程夫子之教人,必先使之用力乎《年夜學》《論語》《中庸》《孟子》之書,然后及乎《六經》。蓋其難易、遠近、鉅細之序,固這般而不成亂也。故今刻四古經（《書》《詩》《易》《年齡》）,而遂及乎此四書者以先后之。且考舊聞,為之音訓,以便觀者。又悉著凡程子之言及于此者,附于其后,以見讀之之法,學者得以覽焉。抑嘗妄謂《中庸》雖七篇之所自出，然讀者不先于《孟子》而遽及之,則亦非所以為進道之漸也。[41]
（3）人自有合看底書,如《年夜學》《語》《孟》《中庸》等書,豈可不讀？讀此《四書》，便知人之所以不成不學底事理,與其為學之順序。然后更看《詩》《書》《禮》《樂》。某才見人說看《易》,便知他錯了,未嘗識那為學之序。《易》自別是一個事理,不是教人底書。[42]
所謂《四子》，指《年夜學》《論語》《孟子》《中庸》四書。上述三條引文，都是講為學讀書之次序遞次的。歸納綜合起來說，這個次序遞次就是：《近思錄》是《四子》的階梯，而《四子》是《六經》的階梯。《近思錄》為朱子、呂祖謙所編，《年夜學》《論語》《孟子》《中庸》為程子所定，《六經》為孔子所述作。《四子》與《六經》的關系，由程子初作說明。《二程粹言·論書篇》曰：“或問：窮經旨包養網單次，當何所先？子曰：于《語》《孟》二書，知其要約地點，則可以觀《五經》矣。讀《語》《孟》而不了解，所謂雖多，亦奚以為？”[43]程子之意在于強調《語》《孟》的主要，朱子繼承此說，在為學讀書的次序遞次上繼續堅持《四書》的優先性。
不過，在道統的構建上，朱子開初繼承程子之說，以《四書》特別是《孟子》為經典依據；同時，其道統說反應在《伊洛淵源錄》的編纂上，程子被列為圣賢，參加道統譜系之中。與呂祖謙合編的《近思錄》反應出朱子的道統觀，隨其理學思惟框架及其內涵的變化發生了較年夜的改變。朱子由重視《太極圖說》所蘊含的本體宇宙論的理路，進而認識到《周易》一經的主要性；同時，他將周子和張載列進圣賢之列。后來，朱子又通過後天《易》而將邵子參加圣賢之列。由此，《周易》在經學中的位置變得最為主要。總之，朱子的經學伴隨著道統的深化和擴展，從《四書》走向了《六經》。
其次，朱子在其后半生經歷了對《周易》不斷加深認識，并意識到其與道統說的建構具有莫年夜的關系。一者，朱子曰：“某嘗謂上古之書莫尊于《易》，中古后書莫年夜于《年齡》。”[44]又曰：“宓羲、神農見《易年夜傳》，乃孔圣之言，而八卦列于《六經》，為萬世文字之祖，不知史遷何以乃獨遺而不錄，遂使《史記》一書如人懷孕而無首。”（《答呂子約書》）[45]在此，朱子不僅認識到《易經》《易傳》的主要性，並且認識到“宓羲、神農見《易年夜傳》，乃孔圣之言”，確定了宓羲、神農為道統之祖。二者，朱子曰：“宓羲作《易》自一畫以下，文王演《易》自乾元以下，皆未嘗言太極也，而孔子言之。孔子贊《易》，自太極以下，未嘗言無極也，而周子言之。夫先圣后圣，豈分歧條而共貫哉?若于此有以灼然實見太極之真體，則知不言者不為少，而言之者不為多矣。”（《答陸子靜書》）[46]這是講宓羲、文王、孔子、周子這四位先圣后圣“同條共貫”，詮釋易道，而今者即在見此易道，“實見太極之真體”。在朱子看來，儒家的道統即樹立在此“實見太極之真體”和先圣后圣“同條共貫”兩條法則上。
再次，朱子的道統譜系經歷了一個上加和下接的擴展過程。第一個步驟，朱子確定二程兄弟得道統之傳。程顥過世時，程頤確定其兄得道統之傳，而他們的門生如朱光庭、范祖禹、劉立之等亦確定二程兄弟得道統之傳。[47]在《中庸章句序》中，朱子不僅確定了程子所擬定的道統譜系，並且將程子參加此中。第二步，朱子先擴展了理學道統，從二程兄弟擴展為二程、周敦頤、張載四人，這見于《伊洛淵源錄》和《近思錄》二書。此中，周程道統關系的確立，是朱子道統說新建構的焦點元素。后來，朱子又添加了邵子，這見于《易學啟蒙》《周易本義》二書。與此同時，朱子在堯、舜之上更添加了宓羲、神農、黃帝三圣，作為道統之祖。《年夜學章句序》曰：“此宓羲、神農、黃帝、堯、舜所以繼天立極，而司徒之職、典樂之官所由設也。”[48]《答黃商伯書》曰:“《啟蒙》改本未成，后便寄往。近塑得宓羲象，欲奉之武夷精舍，恨賢者不克不及一來觀之耳。”[49]陳淳將朱子此意作了進一個步驟的推展，曰：“粵自羲皇作《易》，首辟渾淪，神農、黃帝相與繼天立極，而宗統之傳有自來矣。堯、舜、禹、湯、文、武更相授受，中六合為三綱五常之主。皋陶、伊、傅、周、召又相與輔相，躋全國文明之治。孔子不得行道之位，乃集群圣之法作《六經》，為萬世師，而回、參、伋、軻實包養站長得之。高低數千年，無二說也。”（《師友淵源》）[50]第三步，朱子在暮年構成了更為綜合、完全的道統順序，將司馬光也納進此中包養意思。紹熙五年（1194），朱子辭官歸鄉，建滄州精舍，作《滄州精舍告先圣文》之祝文，此中一段話是這樣說的：“恭維道統，遠自羲軒。集厥年夜成，允屬元圣。述古垂訓，萬世作程。三千其徒，化若時雨。維顏曾氏，傳得其宗。逮思及輿，益以光年夜。自時厥后，口耳掉真。千有余年，乃曰有繼。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學雖殊轍，道則同歸。俾我后人，如夜復旦。”[51]朱子在此將道統譜系赫然分為三節：從宓羲到周公為第一節，從孔子到孟子為第二節，北宋六子（周、程、邵、張、司馬）為第三節。第一節除了宓羲以外，余皆在祝文中略往，能夠朱子暮年特重孔子以下儒門圣賢傳道之義。需求指出，朱子對于司馬光的態度有寬嚴之分，從寬狂言，司馬光可以計進道統，從嚴格言，則司馬光不應當列進。[52]
最后，朱子自己亦有興趣于道統之傳，他的學生黃榦將其正式添進道統之中。朱子在《中庸章句序》中說：“雖于道統之傳，不敢妄議，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降低之一助云耳。”此即朱子流露有興趣于傳承道統之一證。嘉定十四年（1221），即朱子去世后21年后，黃榦在《朝奉年夜夫文華閣待制贈寶謨閣直學士通議年夜夫謚文朱師長教師行狀》中說：“竊聞道之正統，待人而后傳。自周以來，任道統之責，得道統之正者不過數人，而能使斯道章、章較著者，一二人而止耳。由孔子而后，周程張子繼其絕，至師長教師而始著。……師長教師出，而自周以來圣賢相傳之道，一旦豁然，如年夜明中天，昭晰呈露。”[53]這不單確定朱子得道統之傳，並且確定道統之傳在當時有賴于朱子了。
五、結語
朱子道統說的提出和建構，發生和發展，有其歷史條件和來自道學運動上的思惟張力。它是在不斷融會理學思惟特別是北宋五子思惟及儒家經學觀念的基礎上產生出來，并不斷發展的。在北宋五子中，二程的道統意識很是強烈，構成了以《四書》為基礎經典及其所涵蓋的圣賢人物為譜系的道統說。比擬包養甜心之下，周子、張子和邵子的道統意識則較為淡漠，他們更重視本體宇宙論的建構和宇宙數理的推演，以及對《周易》一經的詮釋。朱子直接繼承了二程的道統說，確定二程得道統之傳，并以此為基礎開展了本身之新道統論的建構：他起首確定并強化了周程授受分歧的說法，闡明了周子“無極而太極”的本體宇宙論即二程的理氣論，初步樹立了本身的新道統說，——這是朱子鋪設的打上本身印記的第一塊奠定石；進而在《伊洛淵源錄》《近思錄》兩書中，朱子正式編織了由二程和周、張四子所構成的理學道統，并在必定水平上開始意識到了《周易》的主要性；最后，在重視息爭釋《周易》、貫通《四書》《六經》、重返孔子之思惟世界的過程中，朱子樹立了一個融貫古今、彼此關涉的新經學體系，并在此基礎上他一方面將邵雍納進理學道統之中，另一方面將宓羲、神農、黃帝列為道統之祖，從而構造了一個更為完備、更為包涵、更為廣博的新道統體系。追問其緣由，歸根結蒂，朱子道統說的構成和發展，是由理學、經學在宋代所遭受的道學運動及其思惟張力和朱子個人集年夜成的思惟性情所決定的。
注釋：
*丁四新（1969—），清華年夜學人文學院哲學系傳授，進選2014年度長江學者特聘傳授。基金項目：本文系國家社會科學基金嚴重項目“出土簡帛四古本《老子》綜合研討”（編號：15ZDB006）的階段性結果。
[①]（唐）皮日休：《請韓文公配饗太學書》《請孟子為學科書》，見氏著：《皮子文藪》卷九，蕭滌非、鄭慶篤收拾，上海古籍出書社1981年版，第87—89頁。皮氏佚文《襄州孔子廟學記》亦涉道統說，見前揭書附錄二，第239頁。在唐末至五代十國時期，提出道統說的還有陸龜蒙、朱閱、林慎思、司空圖、牛希濟等人。他們的觀點，可以參看葉平：《五代十國時期儒學道統譜系的衍變》，《中州學刊》2017年第5期，第100—104頁。
[②]（唐）韓愈：《原道》，載（宋）魏仲舉編：《五百家注昌黎文集》卷十一，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74冊，第224頁。本文凡引韓愈《原道》文，均見此書第221—224頁，下不出注。
[③]朱子《孟子集注》總結此章曰：“歷序群圣之統。”（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377頁。
[④]《河南程氏遺書》（簡稱《遺書》）卷一，載（宋）程顥、程頤：《二程集》，王孝魚點校，中華書局2004年2版，第5頁。
[⑤]《遺書》卷十八，載《二程集》，第232頁。
[⑥]這段文字，又見《二程粹言·圣賢篇》。參見《二程集》，第640、1242頁。
[⑦]這一點，在二程門生劉立之那里獲得了印證。劉立之曰：“自孟軻沒，圣學掉傳，學者穿鑿妄作，不知進德。甜心花園師長教師杰然自立于千載之后，芟辟榛穢，開示來源根基，圣人之庭戶曉然可進，學士年夜夫始知所。”參見《二程集》，第329頁。
[⑧]以上論述，可參看蔡方鹿：《程顥、程頤的道統思惟》，《開封年夜學學報》1997年第1期，第31—33頁。
[⑨]程頤：《程氏易傳·包養心得序》，載《二程集》，第689頁。
[⑩]《二程外書》卷十二，《二程集》第424頁；《二程粹言·圣賢篇》，《二程集》第1241頁。
[11]《遺書》卷二上，《二程集》第37頁；《二程粹言·論書篇》《論道篇》，《二程集》第1203、1174頁。
[12]《二程粹言·圣賢篇》，《二程集》第1241—1242頁；《遺書》卷二上、卷十、卷十五、卷七、卷十八，《二程集》第32、42、112、171、150頁、97、197頁。包養甜心網
包養網ppt[13]（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二百三十三至二百三十四，載《四庫備要》第3冊，中華書局、中國書店1989年影印版，第1179—1188頁。
[14]熙寧四年（1071）仲春，《孟子》初次列進科舉考試。元封七年（1084）蒲月，孟子初次允許被配享。參見周予同：《周予同經學史論著選集》，上海國民出書社1983年版，第289頁；徐洪興：《唐宋間的孟子升格運動》，《中國社會科學》1993年第5期，第106—107頁。
[15]（宋）司馬光：《傳家集》卷七十三，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094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63—667頁；（宋）李覯：《李覯集》卷三十二至三十四，王國軒校點，中華書局1981年版，第364—377頁。
[16]（宋）邵伯溫：《邵氏聞見錄》卷十一至十三，李劍雄、劉德權點校，中華書局1983年版，第113—152頁。
[17]（宋）胡宏：《釋疑孟》，見《胡宏集》，吳華仁點校，中華書局1987年版，第318—327頁；（宋）張九成：《孟子傳》，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6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229—516頁；（宋）余允文：《尊孟辨》《尊孟續辨》《尊孟辨別錄》，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96冊，第517—549、549—564、564—569頁。
[18]（宋）朱熹：《讀余隱之尊孟辨》（《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七十三），載《朱子全書》第24冊，上海古籍出書社、安徽教導出書社2002年版，第3508-3554頁。
[19]（宋）朱熹：《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七十五，載《朱子全書》第24冊，第3639頁。
[20]（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4—16頁。
[21]（唐）林慎思：《伸蒙子》卷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696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636頁。
[22]（宋）石介：《讀原道》，載《徂徠石師長教師文集》卷七，陳植鍔點校，中華書局1984年版，第78頁。
[23]（宋）石介：《徂徠石師長教師文集》卷七，第78—79、153—154頁。
[24]（宋）胡宏：《胡宏集》，第32頁。
[25]（宋）胡宏：《胡宏集》，第160—161頁。
[26]陳榮捷：《朱子新摸索·新道統》，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289—290頁；《朱學論集》，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7年版，第8頁。
[27]《伊洛淵源錄》傳世各本均有《康節師長教師》一卷，其實這是坊間擅自添加的，朱子原編纂本無此卷。《朱子語類》卷六十《孟子十》“楊子取為我”條曰：“問：‘淵源錄中何以有康節傳？’曰：‘書坊自增耳。’（可學。）”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第1447頁。
[28]（宋）朱熹：《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七十五，載《朱子全書》第24冊，第3628頁。
[29]（宋）朱熹：《太極圖說解》，載《朱子全書》第13冊，第76頁。
[30]（宋）朱熹：《太極圖說解·后記》，載《朱子全書》第13冊，第79頁。
[31]參見朱子《答陸子美》《答陸子靜》和陸九淵《與朱元晦》的書信。（宋）朱熹：《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三十六，載《朱子全書》第21冊，第1560—1562、1566—1575頁；（宋）陸九淵：《陸九淵集》卷二，鐘哲點校，中華書局1980年版，第21—31頁。
[32]《宋史·朱震傳》引朱震《漢上易解》。見（元）脫脫等：《宋史》卷四百三十五，中華書局1977年版，第12908頁。
[33]參見（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十四，第258頁。
[34]（宋）朱熹、蔡元定：《易學啟蒙》卷二，載《朱子全書》第1冊，第217—244頁。
[35]參見王鐵《周易本義·校點說明》，載《朱子全書》第1冊，第2頁。
[36]（宋）朱熹：《周易本義》，載《朱子全書》第1冊，第28頁。
[37]（宋）朱熹：《周易本義·周易五贊》，載《朱子全書》第1冊，第163、164頁。
[38]張克賓：《朱熹與太極圖及道統》，《周易研討》2012年第5期，第26頁。
[39]《遺書》卷十一，《二程集》第276頁；（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4頁。
[40]（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一百五，第2629頁。黃榦《復李公晦書》云：“先《近思》而后《四子》,卻不見師長教師有此語。陳安卿所謂‘《近思》，《四子》之階梯’,亦不知何所據而云。”（宋）黃榦：《勉齋集》卷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臺灣商務印書館1986年版，第91頁。按，陳淳所記，與朱子《書臨漳所刊四子后》所說及朱鑒編《白文公易說》卷十八所記分歧，不為無據。
[41]（宋）朱熹：《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八十二《書臨漳所刊四子后》，載《朱子全書》第24冊，第3895—3896頁。
[42]（宋）朱鑒編：《白文公易說》卷十八，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8冊，第787頁。
[43]（宋）程顥、程頤：《二程集》，第1204頁。
[44]（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六十七，第1659頁。
[45]（宋）朱熹：《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四十八，載《朱子全書》第22冊，第2228頁。
[46]（宋）朱熹：《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三十六，載《朱子全書》第21冊，第1567頁。
[47]（宋）程顥、程頤：《二程集·門人伴侶敘述并序》，第328-334頁。
[48]（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第1頁。
[49]（宋）朱熹：《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別集》卷六，載《朱子全書》第25冊，第4963頁。
[50]（宋）陳淳：《北溪年夜選集》卷十五，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第615頁。
[51]（宋）《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八十六，載《朱子全書》第24冊，第4050—4051頁。
[52]《晦安師長教師白文公函集》卷八十五有《六師長教師畫像贊》一文，六師長教師的順序是濂溪師長教師、明道師長教師、伊川師長教師、康節師長教師、橫渠師長教師和涑水師長教師，與《滄州精舍告先圣文》所謂“周程授受，萬理一原。曰邵曰張，爰及司馬”的順序是分歧的。不過，《六師長教師畫像贊》沒有出現“道統”的概念，紛歧定表現理學道統的順序。據束景南考證，《六師長教師畫像贊》作于乾道九年（1173）十一月。參見束景南：《朱熹年譜長編》，華東師范年夜學出書社2001年版，第501頁。
[53]（宋）黃榦：《勉齋集》卷三十六，景印文淵閣《四庫全書》第1168冊，第428頁。
責任編輯：近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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